到了兵团包扎所，一位姓徐的医生给我进行了简单包扎，又端来一碗大米稀饭喂我吃，还给我注射了20毫升的葡萄糖，这是对重伤员的特殊照顾。这时，天下起了雨，有个小护土对徐医生说：“你有没有雨衣？”徐医生说：“没有，有件雨衣那当然好。”这时我接过话说：“徐医生，你把我身子底下这件雨衣拿去用吧！”徐医生说：“我拿去你铺啥？不行！”我说：“到后方啥都不缺，你快拿去用吧！”徐医生看我这么诚恳，就取来自己的旧军大衣铺在我身子底下。担架队前后走了半个多月，到了朝鲜金城——志愿军第四野战医院，当打开包扎带时，我的伤口已化脓、生蛆，大腿变色、骨头发黑。军医告诉我，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。
截肢以后
我在志愿军第四野战医院截肢后就开始向大后方转移。伤病员坐在苏联造的嘎斯63型大卡车里。车颠得特别厉害，把有些伤员的背包都颠出了车箱。伤员们咬牙坚持着。经过6个黑夜的颠簸，终于到了朝鲜首都平壤。我们又连夜上了闷罐车。火车一直把我们这些伤病员拉回祖国丹东的五龙背。截肢那年，我才23岁。我们在丹东休息了7天，组织上决定送我去黑龙江省双城陆军第六医院治疗。后来上级指示，伤员各回各省市。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生活，送到河北省承德荣军疗养院。因为我还年轻，就恳请组织上把我由疗养院转到学校去学文化。在学校学了二年多，毕业后分配到北票英石矿工作。撤矿后调往鞍山市第一劳改支队政治处和办公室工作。我十分感激组织上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关怀和爱戴，享受着二等甲级荣誉军人待遇。
韩平 整理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