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成立那年，父亲已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了。就在那年冬季，父亲凭着自己旁听了几年私塾的薄底子，在离矿区最近的岳家沟村一间扫盲夜校里，给村里住着的矿工及家属们，当起了识字小先生。
父亲站在讲台上认真教，下面的人坐在小凳子上认真学。一天夜里，在一盏明晃晃的汽灯下，父亲在黑板上写下了“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”这十个繁体字，下面的一个中年矿工马上举手对他说：“小先生小先生，你应该把‘黨’字写大点，笔划太多看不清。”父亲马上就在黑板写了一个大大的‘黨’字，于是讲台上与讲台下，便有了一张张像花儿一样的笑脸。
今年早春时节里的某个清晨，八十五岁的父亲站在十楼的阳台上，他曾经硬朗的身板，现在看起来有些佝偻，可他仍然想让自己尽量站得笔挺些，他从东往西看了一遍花果山上各式各样的绿植后，又跟我讲了一遍这个七十年来仍让他记忆犹新的小故事。讲完之后，父亲便坐在了竹椅上，似乎一下子就进入了他一天中最重要的冥想时刻。
父亲低垂着双肩微闭着双眼，嘴角好象抿上了一丝笑意，看着他苍老的面庞和花白的稀发，突然间我有些不能自已，此刻，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男人，他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以及对煤城的眷恋之情。
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苦命孩子，他的童年正值日本鬼子的侵华岁月。爷爷在煤坑里叼着油灯挖煤，却养活不了一家人。于是，父亲拖着瘦小的身子，在冠山矿的矸子山下捡起了煤核。父亲看过围在矿区周边的电网，看过日本鬼子三八大盖上雪亮的刺刀，看过还有一丝气息的衣衫褴褛的矿工被扔进了万人坑。而作为矿工的爷爷，常常用双手蒙上当时幼小的父亲的眼晴，悲愤地说：“儿子你要记住，我们不会永远当亡国奴的！”
那几年，父亲常常带着捡煤核的筐和耙子，在一栋青砖灰瓦的房子外的窗台下，支楞着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。这是一间私塾，教书的老先生观察了父亲许久后发了慈悲心，从此后父亲就成了这位老先生的编外弟子。
1940年冬季的一天，爷爷突然在家里消失了，而他下煤坑的那盏油灯还在。整整七年后冬季的一个黄昏，有三个穿粗布军装的人来到家里，郑重递给了奶奶两张毛边纸。只见奶奶扶着门框的手渐渐滑落下来，身子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，于是那两张纸就跌落在了她身边的不远处。父亲默默走过去弯腰捡起，看到了其中一张纸的抬头写着“共产党员证”，另一张纸则是“烈士阵亡通知书”。父亲当时并没有哭，他只是紧紧抱着当时止不住痛哭的奶奶。
在刚刚建国后的那段日子里，小小年纪的父亲早已是身边矿工们眼中的文化人了，再加上他自己特别勤奋，十八岁时便考取了煤校，毕业后回到矿区当了一名技术员。
当父亲第一次戴着安全帽、穿着工作服出现在矿区井口时，仿佛看见爷爷在不远处向他竖起了大拇指，并柔声细语地说：“儿子，我们终于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挖我们自己的煤了。”
井下掘进队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，危险性高，随时都有冒顶、透水及瓦斯突出的事故发生，一般人都不愿意去，可父亲从来没怕过，并主动请缨去那里工作。他跟工友们一起下井一起升井，在岩层与煤层间忘我劳动。仅仅一年光景不到，父亲便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拼命三郎的干劲儿，成为了掘进队的骨干。
当父亲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，他用油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爷爷的那张“共产党员证”，仿佛就像一团烈火，在他胸口处燃烧起来。
父亲是个志存高远的人。在他亲身经历过无数次令他激情澎湃的劳动场景之后，便有了一种想用相机将他所看到的一切拍下来的欲望，也同时坚定了他的另一条人生之路——自学摄影，拍下井下矿工为煤城贡献的英雄风采。
自学了摄影7年后，父亲终于成为了矿区报社的一名专业摄影记者。父亲的摄影作品越拍越好，名气也越来越大，后来包括国家级、省市县级的煤炭系统，一有什么重大活动，都抽调他去参加。
在父亲曾经举办的个人摄影展中，我看到了他早年间拍摄的很多经典作品，比如记录着那个激情岁月里井下一线工人风采的《煤海浪花》《争分夺秒》等。而《不夜的煤城》这幅经典作品，是父亲在老矿区报社水塔上空身系保险绳悬空30米拍摄而成的。当时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，可父亲却笑着说：“共产党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，我们老煤城也建设的越来越美，我就是想让矿区人们看看自己家乡美丽的夜景。”
岁月荏苒，父亲渐渐老去，可他依然喜欢他的摄影艺术。几十年来，父亲从最初的莱卡B3相机，到后来的海鸥4A胶片相机，再到如今的佳能D50数字单反，他用大半生记录下了家乡煤城的发展变化。比如，父亲在1974年拍摄的那幅代表性作品《竖井投产盛典》，是最值得我们煤城人骄傲的号称亚洲最深的一眼千米竖井。如今它所在的台吉工村，早已由低矮的砖房变成了一栋栋的高楼，而岳家名苑、冠山新村，也是高楼林立，旧貌换了新颜。
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，让父亲从来没停止过拍摄。如今的父亲喜欢上了手机拍摄，不论是街道上的车水马龙还是公园里的鸟语花香，他都会以一种出其不意的动作摁下快门，用一帧帧像素清晰的图片，真实地记录下了他眼里所看到的家乡的一切美好。
